想象一家失落艺术品博物馆，其经典藏品数量超过全世界现有博物馆藏量的总和，从罗马宝藏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品，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捣毁的宗教艺术品到加德纳抢劫案中的名画，从伊拉克博物馆和数十万考古遗址劫掠的文物到伊斯兰恐怖组织ISIS毁灭的古代建筑和雕塑，从纳粹掠夺的数十万珍宝到现代数百万失窃、掩藏、损毁、不复找到的宝物……这样一家收藏失落艺术品的“博物馆”，刻骨铭心地提醒着世人，人间珍宝得之难而失之易。由于遭窃、故意破坏、捣毁圣像、厄运、有心或无意的毁灭，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品许多业已失落。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品在消失，命运落在窃贼之手；只有很少最终失而复得，往往也是在历经戏剧性的追查之后。因此，当务之急是研究哪些艺术品不见了、原因何在，并知悉今后如何最好地保存艺术品，欣赏幸存的艺术品，懂得这一小部分人类史上的神奇创造，它们历经数百年甚至数百万年，是多么精致而易碎。同样重要的是意识到，幸存下来的艺术品并非因为第一次展出就必然是最重要或最有影响的艺术品。正如一件命运不佳的艺术品，因为人或自然的关系最终失落或摧毁，并不意味着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微不足道。
对于前现代（工业革命前或约1750年前）的大多数艺术家，他们已知的全部作品中只有小部分存世，下落可知。比如，在其同代和后世的书面文献中，提及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作约15幅，但仅三分之一可考，至少8幅失落。卡拉瓦乔约40幅作品有书面证据（与达·芬奇一样，具体数量学界存疑），至于遗失的数量则不定，在8到115幅之间。
学界知道许多其他大师失落的艺术品。这些大师包括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威尼斯画派画家乔尔乔涅、德国艺术家丢勒。他们的艺术品遭毁、失窃或仅仅是失踪了。若将这些失落的艺术品收藏起来，它们将构成令人信服的艺术史负空间，因为它们在失落之前与存世的艺术品同样知名。倘若幸存，达·芬奇的巨型雕塑《斯福扎马》应该与《蒙娜丽莎》同等重要；罗吉尔·凡·德尔·威登的《正义的图拉真与赫金巴尔德》在他生前就比他那一幅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圣像画《下十字架》更有名；毕加索焚毁的《朵拉·玛尔》应该骄傲地悬挂在他的《玛丽·特雷莎·沃特》旁边；铜雕《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的光辉应该压倒如今在梵蒂冈博物馆居于显要地位的那尊罗马大理石摹品。许多失落的艺术品比起那些幸存艺术品更加重要、更加值得赞颂，但我们对艺术品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偏向于可见之物，偏向于那些经历了无数劫难——这些劫难可能经常落在如同一张纸般易碎的艺术品之上——依然幸存的艺术品。本书力图矫正这种偏爱幸存艺术品的偏见，复活和保存那些关于失落艺术品的记忆。
《失落的艺术》一书选择的失落艺术品，不仅因为它们非常引人注目，代表了著名大师的失落（或几乎失落）的艺术品，包含了迷人的故事，充满了奇特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艺术史。今日大多数的艺术史聚焦于大约200件幸存的重要作品，反复对它们加以说明和讨论。但还有许多失落的艺术品，在它们存世之时，与这些幸存艺术品同样重要，同样值得赞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下文讲述的不仅是多少伟大艺术品失落的故事，而且是这些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能够从它们那里学到什么，它们如何丰富我们对于艺术史的理解。
《失落的艺术》，作者：（美）诺亚·查尼，译者：李小均，版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1月
化为青烟的名画：罗吉尔·凡·德尔·威登的四联组画
在所有失落艺术品中，就文化、历史意义还有影响力而言，比同一艺术家幸存下来的其他作品更加重要的艺术品，首屈一指的可能是罗吉尔·凡·德尔·威登为布鲁塞尔市政厅金色大厅所绘、最终化为青烟的名画。
罗吉尔·凡·德尔·威登是15世纪中叶佛兰德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关于其生平，我们知之甚少。威登出生在图尔奈，二战中这座城市的档案完全被毁，一并消失的是威登早年生活和作品的秘密。根据19世纪转录的一些零碎档案资料，我们对一个名叫罗吉尔·德·拉·帕斯杜勒的先生有所了解，他后来易名为佛兰德语化的罗吉尔·凡·德尔·威登。
威登生前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是为布鲁塞尔市政厅金色大厅创作的巨幅四联组画，都以正义为主题。很不寻常的是，其中两幅完成于1439年的板面油画出现了签名（这种做法直到19世纪才成为画界传统，但在15世纪威登及其同代人扬·凡·艾克就间或采用）。另外两幅可能是后来画的，但在1450年就全部完成并安装到位。在九年战争（1688—1697年）期间，1695年8月13—15日，法国军队对布鲁塞尔进行猛攻，随之纵火焚城，布鲁塞尔三分之一建筑被毁，威登的四联组画化为青烟。它们只在无数崇拜者（包括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他在1520年专门提及去布鲁塞尔城市金色大厅参观威登画作）的游记和绘画、油画及挂毯的模仿品中幸存。这张约1459年创作的挂毯模仿品最完整地反映出原作的样子，在挂毯下面边缘甚至包含被认为原本书写在画框上的题记。
威登的四联组画，每幅高约3.66米（12英尺），四幅加起来长达10.68米（35英尺），这样的板面油画可谓巨制，足以与壁画抗衡。
罗吉尔·凡·德尔·威登，《正义的图拉真与赫金巴尔德》，约1459年，挂毯，430 厘米× 864 厘米，伯尔尼历史博物馆，伯尔尼。
因其巨制、几十个人物和复杂的形式，威登这幅正义组画与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对神秘羔羊的崇拜》成为15世纪中叶佛兰德画派皇冠上的宝石。他们同时代的人肯定认为，这两件作品是同等的经典，都受到来自欧洲各地有文化的游客的追捧。尽管历经火灾、偷窃、捣毁圣像、劫掠、无耻冒名、切割等劫难，《对神秘羔羊的崇拜》却幸存至今，然而这幅代表威登事业高峰的《正义的图拉真与赫金巴尔德》，在九年战争的炮火中随着布鲁塞尔一起化为青烟。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少著名艺术家的杰作业已失落。威登现在最为人知的艺术品是他的《下十字架》，但在其生前，《正义的图拉真与赫金巴尔德》这幅组画才是他的丰碑。《下十字架》的确能够夸耀其几百年来影响不衰，成为引人注目的收藏，可以为崇拜者、思想家和艺术家接近观瞻。我们禁不住好奇，要是命运许可，《正义的图拉真与赫金巴尔德》成为几百年来艺术家的朝圣对象，它可能已经产生多么不同，甚至更大的影响。我们容易忘记，我们将与伟大艺术家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艺术品，并非必然是他们最伟大的艺术品，最有影响力的创造；它们往往只是碰巧幸存的艺术品，在滚动的历史骰子中最终胜出而已。
罗吉尔·凡·德尔·威登，《下十字架》，1435年，木板油画，220厘米×262厘米，普拉多 博物馆，马德里。
失窃艺术品的不同结局
2000年12月22日，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宗突袭盗窃案，简直就像是在拍电影。
这一天，天空清澈，天气寒冷，人们如常出门工作，或抓紧最后时间为圣诞购物。突然，爆炸声将宁静的氛围震碎。两枚汽车炸弹在城市的不同地点引爆，警方以为是恐怖袭击，立刻冲到事发地点。就在这时，一辆车开上唯一通向建在半岛上的瑞典国家博物馆的车道。车上的人把能够扎破轮胎的道钉撒在身后路面上，以防车辆追击。这辆车停在博物馆前，盗贼戴着巴拉克拉瓦盔帽，手持冲锋枪冲进博物馆。他们大声威胁，强迫参观者匍匐在地，然后撕下画作，包括两幅雷诺阿作品、一幅伦勃朗作品，尔后快速撤离，乘坐早已在博物馆后面的海湾中接应的快艇逃逸。
2001年，雷诺阿的失窃作品《与园丁对话》在一次警方扫毒行动中追回。2005年，经过周密的盯梢行动，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与丹麦警方合作，扮作愿意收购失窃艺术品的收藏家，在哥本哈根的指定会面地点，将伦勃朗的失窃作品《自画像》追回。雷诺阿的另一幅失窃作品《巴黎青年》也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介入下寻回。不同寻常的是，据说参与这场盗窃案的人在事发一个月内就全部被抓获归案，共有10人被捕。
遗憾的是，失窃的画作已经转手，因此延迟了寻回的时间。更加令人伤感的是，在艺术品犯罪史上，寻回失窃艺术品同时抓捕到盗贼并不常见。在见诸报道的失窃艺术品中，只有不到1.5%的艺术品寻回的同时，将犯罪分子也绳之以法。
伦勃朗·凡·莱因，《自画像》，1630年, 布面油画, 15.5厘米×12.2厘米，瑞典国家博物馆， 斯德哥尔摩。
有些艺术品被盗，是寄希望于卖给道德尺度宽松的收藏家。但是，敢于收藏犯罪艺术品的人毕竟比小说和电影中少，结果是许多盗贼发现，他们到手的艺术品太热门，难以出手。此时，如果警方运气好，犯罪分子日渐绝望，偶尔就会与便衣交易，就如瑞典国家博物馆盗窃案中伦勃朗《自画像》的遭遇。
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差点儿有类似的结局，可惜失窃作品至今下落不明，有可能已被毁。1969 年 10 月 18 日，一群与西西里黑手党有关的盗窃犯，潜入了巴勒莫的圣洛伦佐教堂。这是一次经典的来无影去无踪的盗窃案。盗贼穿过黑幕，盗走了悬挂在祭坛上方的卡拉瓦乔巨幅画作《圣弗朗西斯和圣劳伦斯的诞生》。次日凌晨，有人才发现画布已经从画框上撕走。意大利政府对此非常震怒，因为时值打击黑手党的运动中。这起案件促成了世界上第一支专门应对艺术品犯罪的警察力量建立，称为文化遗产保护分队，隶属意大利国家宪兵队。
卡拉瓦乔，《圣弗朗西斯和圣劳伦斯的诞生》，1609 年，布面油画，268 厘米 ×197 厘米，圣洛伦佐教堂（失窃），巴勒莫，西西里。
这支警力现在是全球打击艺术品犯罪最有效率的队伍，也是最大的队伍，有300多名全职警察。它管理着一个数据库，昵称“达·芬奇”，里面包含了400多万失窃艺术品的信息，这些失窃艺术品大多数仍然不知所终。遗憾的是，《圣弗朗西斯和圣劳伦斯的诞生》就名列其中。
对于艺术史和艺术品犯罪史，卡拉瓦乔的《圣弗朗西斯和圣劳伦斯的诞生》都至关重要。它的失窃意味着现存的卡拉瓦乔的作品又少了一件。卡拉瓦乔人生短暂，只活了40岁，作品很少，存世作品更少。他在羁留西西里之间，只画了4件作品。现在，只剩下3幅。
战争劫难之一例——圆明园
1860年10月，北京圆明园。空气凉爽，暗示冬天来临。午时一到，海晏堂前神奇的水力钟从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兽首铜像中喷出喷泉。一团烟幕出现在喷泉水面上，迅速弥漫了四周。火焰照亮了天空。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联军提出要求，大清帝国打开门户，与西方通商。在额尔金伯爵八世詹姆斯·布鲁斯（托马斯·布鲁斯之子，托马斯从占领雅典的奥斯曼帝国手中买下了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和他的上司詹姆斯·霍普·格兰特总司令的率领下，法军率先抵达北京，占领了圆明园。不久，英军也抵达。英法联军没有受到清军阻击，掠夺了园内的纪念品和贵重物品。
圆明园的面积是北京紫禁城的5倍，是梵蒂冈的7倍。这座建筑艺术的瑰宝，其宏大的宫殿镶满了过去几百年来最好的艺术品。圆明园的皇家园林占地860英亩（约348公顷），风光秀丽，其间点缀了几百个不同的建筑：庙宇、曲径、花圃、鸟舍、戏院、人工湖、廊桥、画院、亭台、楼阁、喷泉和宅邸。有些建筑是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在1747年设计的，亦即所谓的西洋楼，占了圆明园建筑量的5 %。但大多数建筑的风格来自中国各地，集中展现了大清王朝丰富多彩的文化。圆明园的建造始于1703年，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将之作为礼物送给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从1725年起，雍正皇帝进一步扩建，他在其中还排练了几出“活人画”剧（18世纪后期法国王后玛利亚·安东尼特在凡尔赛宫安排“活人画”剧演出，这种戏剧由此闻名于世）：“普天同庆”是一个人造院子，宫人扮演村民和店家，皇室成员能够和他们互动；“五谷丰登”里，太监装扮成农夫在快乐地劳动。
雍正皇帝还修建了圆明园里最有名的水力钟：主体是一个音乐喷泉，造型优美，设在圆明园内最大建筑海晏堂前。水力钟装饰了十二个兽首铜像，代表十二生肖；每隔一个小时，喷泉就从一个兽首铜像轮流喷出，只有在午时，全部兽首铜像才会同时喷出喷泉。
格兰特总司令安排了鸦片战争期间几千件战利品的拍卖，军官、士兵甚至阵亡将士家人都有一定比例。但是，圆明园的战利品之多，甚至让见多识广的将士都吃惊。加内特·约瑟夫·沃尔斯利就是其一，他后来在书中写道：
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原本军纪严明的三千来人，放任进入一座城市，里面有各种博物馆，那会是什么情况。在落入法军手中20小时左右后，他们可能对圆明园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点模糊的印象……法军营帐周围铺满了丝绸华服，他们跑来跑去，搜寻更多的战利品；大多数战利品，按照惯例，谁先找到就归谁。他们穿上能找到的奇装异服；这些看上去非常可笑的服装应有尽有，因为清朝皇帝的衣橱里琳琅满目。有人穿了绫罗绸缎的女式旗袍；几乎所有人都扔下他们日常的军便帽，戴上了清人的尖顶官帽。官兵似乎都突然发疯，他们一心想的就是抢劫、抢劫。
但是穿上旗袍发泄情绪只是开端，沃尔斯利继续写道：在法军面前，是这个帝国的显赫财富和奇珍异宝。房间里到处是古董，有本土的，有欧洲的；大堂里有巨大价值的瓶罐；室内充满了绫罗绸缎。这一切全都向他们敞开。他们立刻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那些太重拿不走的古董则随意毁灭。
沃尔斯利谴责的是法军（这种谴责来自一个英国人可以理解），但事实上，英法两军可能都参与了抢劫。他说的没错，一旦抢劫开始，就难以控制，因为“这些士兵不过是刚成年的学子”，“在一个地方疯狂抢劫的快乐时光长久地活在他们的记忆里”。但是，这场抢劫的受害者的伤口溃烂的时间更长。
如今，很少有英国人和法国人还记得火烧圆明园，但对中国人来说，火烧圆明园仍然记忆犹新，依然激发出怒火。
北京圆明园西洋花园楼台画，十二生肖兽首水力钟，1860年前。
2009年2月，在寒冷阴湿的伦敦街头，等候进入佳士得拍卖场的队伍延伸到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广场。服装设计师伊夫·圣洛朗的遗物将要开拍，但穿戴整齐的人们到这里不是竞拍画作或家具，而是竞拍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青铜制品：1860年从圆明园的水力钟上劫掠走的生肖兽首。
事实上，出价最高者是一个中国人，但他当时拒绝成交，声称这两件文物应该无偿归还中国。最终，出于善意的举动，商业大亨、佳士得拍卖行老板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特买下两只兽首，在2013年作为礼物送还给中国。如今，十二生肖兽首中，已经找到了7件，回到了中国的博物馆。其余5件兽首——蛇、羊、鸡、狗和龙仍然失踪，至少暂时下落不明。
鼠首，来自十二生肖水力钟，北京圆明园，1860年前，青铜，高约2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原本置于人形铜雕顶上。
在火灾中消逝的艺术品
将已知的在册艺术品全部吞没的大火毕竟相当稀少，但罗马公元64年的大火就是其一。它吞噬了尼禄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城14个区中3个区完全夷为平地，只有4个区大致完好，失落的艺术品不计其数。因为许多艺术品没有造册，相比于我们知道的、祈愿幸存的那些单个的作品，它们的失落让人尤其觉得可悲。知道阿卡萨宫大火吞没了500多件作品，比不上听到某些具体的作品现在已经失落更加忧心。
17世纪末伦敦的白厅宫也发生了著名的大火—事实上是2次火灾。从1530年到1698年，白厅宫是英国王室在伦敦的主要住地，它比梵蒂冈或凡尔赛宫还大，有1500多个间房，比起传统的宫殿，更像是城中城。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住在这里。这里可能是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的首演之地。白厅宫里肯定有鲁本斯的天花壁画和克里斯托弗•莱伊恩设计的建筑。这里是英国艺术和建筑天才成果的展览橱窗。
伊尼戈·琼斯，宴会厅景观，白厅宫，伦敦；天花板壁画，彼得·保罗·鲁本斯，约1628—1630年，原址；1698年伦敦大火中，白厅宫唯一幸存部分。
1694年4月10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朴茨茅斯公爵夫人、查理二世情妇路易丝·德·克劳耶的新居。这场大火也烧掉了一些更古老的宫廷建筑，但没有烧至王府。1698年1月4日的大火要严重得多，白厅宫大半被毁，只有其中的国宴厅安然无恙。约翰·伊芙琳在次日的日记中用报刊头条般的简洁戏剧性标题写道：“白厅宫烧了！只剩断壁残垣！”在这场大火中，失落的艺术品包括：米开朗基罗的《睡着的爱洛斯》（1496年）、汉斯·霍尔拜因的《亨利八世像》（1536年）和贝尔尼尼的《查理一世半身像》（约1636年；1635年，查理一世委托安东尼·凡·戴克画了3幅不同侧面的肖像画，身在罗马的贝尔尼尼以此为蓝本创造出了雕塑）。
艺术品毁于大火的最近一个例子发生在2004年5月24日，伦敦东区雷顿莫玛公司仓库起火，许多艺术家和画廊的作品和档案材料都存放于此地。库房中所有物品（价值大约5000万英镑）几乎悉数被毁，包括收藏家查尔斯·萨蒂奇的藏品，威廉·雷德格瑞夫的作品（他在这里存放了228件铜雕，他的儿子克里斯从中抢救出30件），以及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克里斯·奥弗里、加文·托尔克、达明恩·赫斯特、翠西·艾敏等人的作品。
阿卡萨宫发生大火时，人们冲进火海，冒着生命危险将画作抛出窗外。他们救出和没有救出的那些艺术品的名字，都是为人所知的；但他们自己的名字却失落了。历史学家写到白厅宫大火，记录下葬身火海的著名艺术家的名作，但那些伤亡的人大多数已经被遗忘。偶尔伤亡者的身份会得到保留，如果这个名字足够重要。1654年10月12日，荷兰代尔夫特突然地动山摇，一个弹药库爆炸了，炸死了100人，伤了几千人，几乎将整个小城夷平。这个旧修道院改造成的弹药库存放了30吨炸药，看门人开门检查库存时，爆炸突然发生。究竟有多少艺术品被炸毁，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场大爆炸人们至今依然记得，因为伦勃朗最优秀的弟子卡尔·法比里提乌斯葬身其中，一道灰飞烟灭的是他几乎所有的画作。
埃格博特·列夫斯·范·德·波伊尔，《代尔夫特弹药库的爆炸（1654年10月12日，周一）》，1654—1660年，木板油画，37厘米×62厘米，荷兰国家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本文内容整合自《失落的艺术》一书引言及第1、2、3章节，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使用。
来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失落的艺术》
作者：诺亚·查尼
编辑：李妍、徐悦东